炒股在线配资线上 朔尔茨访华三日行,反对“脱钩”,欢迎中企赴德投资,能否拉动德国经济?
德国总理朔尔茨应邀于4月14日至16日对华进行了正式访问,先后访问了重庆、上海和北京,在访问期间,他表示重视维护和发展德中经贸关系,反对“脱钩”,将进一步深化德中经贸交流,扩大务实合作。德方欢迎中国企业赴德投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总结朔尔茨访华成果时表示,此访期间两国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林剑表示,德国经济界代表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坚定不移继续深耕中国,为中德合作贡献力量。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德投资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从舒尔茨上次访问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德国对于加强与中国的投资合作充满期待。
“目前,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量在增加,这主要得益于德国大型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并投入巨资。”他解释道,这些企业为了降低全球供应链可能的风险和中断,以及应对可能的欧盟政策变动,选择在中国加大投资,采用“在地生产”(local for local)的策略,既供应中国市场,同时也能出口到其他国家及地区。
长期关注欧盟事务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与法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同,考虑到能源问题等因素,近期德国经济不佳,作为一个出口型经济体,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模式正处于转型之中,因而目前德国对华依赖程度实际上要高于法国。
“欢迎中企赴德投资”
如前所述,此次朔尔茨表示,欢迎中企赴德国投资。同时也可以看到,此次随朔尔茨访华的德国大企业也在追加对华投资并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西门子(Siemens)首席财务官托马斯(Ralf Thomas)在采访中表示,全球价值链是在过去50年期间逐渐打造起来的。“你得幼稚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这种局面可以在6到12个月内改变?”托马斯表示。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约5000家德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
德国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达创纪录的119亿欧元,同比增长4.3%。2023年,德国对华投资占德国海外投资总额比重10.3%,为10年来最高水平。
郑春荣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次随舒尔茨访华的德国大企业也都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他们采取的风险规避策略与德国政界的所谓“去风险政策”不同。
他解释道,尽管德国一些政界人士目前主张多元化投资,但德国企业基于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实际利益以及感受到的营商环境改善,更看好中国市场的前景。在作出风险评估后,他们选择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而从中国对德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资金和企业有走出去的需求,德国也有对中国投资的需求,特别是在绿地投资方面。
“希望德国政界能务实看待中国的投资,而不是简单地将许多领域划入安全风险管控之下。中国企业愿意投资,但德国对某些投资的限制实际上也制约了双方合作的潜力。”他谈道。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一些地方州也加强了对华联络。在朔尔茨访华前,3月底,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率团访问四川等地。索德尔不只是巴伐利亚州长,他还担任基社盟主席,其随行企业代表团成员中,有奥迪、宝马、西门子等总部设在巴伐利亚的企业负责人。
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索德尔访问中国时,强调了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他表示,我们同德国方面,在多个层级上进行合作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我们已与一些德国州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可以通过这种地方对地方的方式来推动多个项目。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合作不必总是伴随隆重的仪式。我们应该低调地进行合作,从而让双方都能在实际利益中找到共赢的机会。”他强调。
中德绿色转型合作
林剑表示,此访期间两国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在对话机制层面,双方同意启动中德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的对话合作机制,将于6月举行机制的首次高级别对话,建立中德工业减碳工作组,年内召开中德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双方已于近日成功举行了中德财政对话论坛。
赵永升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目前看来德国同中国的合作要远远要大于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合作,“德国比较务实,譬如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以看到在氢能和电动汽车方面,中德目前的合作都是领先的。”
他并认为,德国目前经济面临一个3-5年的转型期,需要对于其产业结构等进行重新架构,在目前的情况下,其以往的经济优势有可能构成其目前一轮的经济劣势,但需要看到的是,德国的经济结构是非常扎实的,只要转型成功,德国经济仍有可能恢复活力。
去年,德国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出现经济萎缩的经济体,目前正处于衰退边缘。德国央行警告称,今年德国一季度的产出可能会继续降低。
赵永升表示,面对全球方兴未艾的“新经济”,包括基于绿色环保、低碳减排的绿色经济,以及基于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经济的“数慧经济”,德国启动绿色环保产业和数字智慧产业的转型行动。
赵永升解释称,德国工业体系在战后不仅成功实现了多样化,还保证了其产品总体的高质量,进而建立起著名的德系四大支柱产业——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工制药业以及电子产业。强大的制造业确保了德国在欧盟和世界工业经济界的领先地位,但产业属于重资产型。
他解释道,在世界进入后工业的新经济时期后,与注重资产轻型化的美国产业构架相比,德国重资产型产业转型难、数字化成本过高等固有劣势就暴露无遗了。德国已经意识到这些产业顽疾,并且启动瞄准中长期的新经济产业转型。
BCA Research欧洲投资策略首席策略师萨瓦里(Mathieu Savary)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表示,德国拥有深厚的制造业经验技术和强大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其最终能够实现经济反弹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个过渡期可能会持续多年,特别是在当前财政政策极为紧缩、调整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个阶段将变得更加艰难。”他说,“但我认为,德国大量就业机会与汽车行业相关,德国政府不会坐视其最大的产业之一衰退。预计德国政府将提供大量支持帮助德国汽车产业加速向电动汽车转型。然而,这个转变还处于初期阶段。即使是汽车行业,也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实现重大转变”。
他表示:“真正能够加速这一转型的是财政政策和政策变革,特别是紧缩政策的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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